被達爾文掩蓋的甲蟲獵人: 華萊士(Alfred Russel Wallace)

本文轉載自 知識通訊評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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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達爾文掩蓋的甲蟲獵人: 華萊士(Alfred Russel Wallace)
(知識通訊評論第70期)

一百五十年前，近代演化理論最先是兩個人同時提出的，但是後來只剩下達爾文一人的光芒，另一位識見廣博的科學家華萊士被人忽視。然而華萊士只謙抑自稱是熱情的甲蟲獵人，也不吝推崇達爾文的貢獻。在近代科學名聲爭奪的喧囂中，華萊士的行徑，益如空谷足音。

一百年前，為紀念達爾文(Charles Darwin)與華萊士(Alfred Russel Wallace)物競天擇演化論研究報告發表五十週年，英國倫敦林奈學會頒發第一屆達爾文－華萊士獎，來表彰對演化論研究有貢獻的得主。一九○八年共有七位獲獎人，其中六位獲得銀牌，包括高登(Francis Galton)、海克爾(Ernst Haeckel)、胡克(Joseph Dalton Hooker)等人，唯一的金牌得主為華萊士本人，當時他年屆八十五歲高齡，距離他後來過世尚有五年，期間他也還出了三本著作。

華萊士向來婉拒參與學術典禮，那次特別從多爾塞郡住處赴倫敦出席，他在演說提到，「為什麼這麼偉大知識份子都失敗，而達爾文與我卻能找到問題的解答？」，他的結論也很有自抑兼獨到見解的特色：「因為我們兩人早年都已是熱情的甲蟲獵人。」

華萊士在演說中亦淡化自己在演化論中的角色，在一九○八年的慶祝活動中，有份記錄甚至完全略過他的出席和演說，只有植物學家胡克是「唯一獲注意的受獎人」。

有些人僅將華萊士視為演化論研究裡的「另一個人」，只是刺激達爾文發展出這項理論，甚至覺得他是個怪人，晚年因著迷唯心論與社會主義，故荒廢生物學思維。

實際上，華萊士是位頂尖科學家，對演化生物學與生物地理學諸多方面至今仍影響深遠，他對演化論的研究便足堪明證。雖然常有陰謀論者指稱華萊士受達爾文欺騙，華萊士仍得償所望，獲得科學界認同，達爾文亦站穩開學科先河的地位，而他的那本重要著作，明年也將以「現代生物學基石」的榮耀舉辦慶祝活動。

兩人都沒有預料到，他們會於一八五八年在林奈學會共同發表物競天擇論。不過華萊士也並非如外界描繪般參與有限，此事再度證明許多科學家早己明白的道理：新學說少有是由一人獨力完成，必須仰賴同儕支持、科學網絡與學界互動，當然也包括學說本身的力量。

出身卑微
華萊士出生於一八二三年一個家道中落的中產階級家庭，完成基本學業後，便跟著擔任鐵路測量員的哥哥做助理，手拿著測量柱跋涉於英格蘭鄉間，讓華萊士逐漸對自然史產生興趣。離開這份工作之後，華萊士在一八八四年花了一年時間在蘭瑟斯特擔任教師，也在當時遇見貝茲(Henry Walter Bates)，是位對自然史經歷豐富的十九歲青年，尤其是甲蟲，讓華萊士也成為「熱情的甲蟲獵人」。同年，錢柏斯(Robert Chambers)匿名發表內容備受爭議，有瑕疵卻又廣為人知的演化理論，他在《創造自然史的遺跡》這本著作中提出普適的「發展法則」，華萊士則認為這是個「富創意的假說」。

受到達爾文與鴻博(Alexander von Humboldt)探訪旅程記錄的啟發，華萊士與貝茲於一八四八年啟程前往亞馬遜叢林。他們將特有標本賣給博物館與收藏家換取旅費，兩人與達爾文的經驗相當不同，達爾文因為有獨立的財源，像是受船長邀請登上小獵犬號的客人，而華萊士與貝茲必須自尋財源，仰賴當地民眾的款待與協助，還有倫敦的經紀人為他們的標本尋找買主。

經過四年探索、採集和潦倒，華萊士於一八五二年自巴西返國，但旅程最終卻以災難收尾，由於船隻在大西洋上失火，他幾乎失去所有樣本，甚至幾乎喪命。由於缺乏具體成果，華萊士希望成為科學界菁英一員的心願自然化為泡影。他後來在一八五四年前往東南亞，希望讓一切從頭開始。

經過一年的東方之行，他自認足以寫出關於演化過程的重要宣言，〈新物種發現法則〉於一八五五年發表於《自然史雜誌暨年鑑》中，這本重要期刊的讀者包括業餘與專業人士。華萊士在其中指出，相似物種存在的時空通常相同，他認為生命原就是基因趨向多元的過程，這篇文章讓他得到想望已久在科學界地位的向前邁進一大步，不過還不足以讓他獲眾人注目。

一八五六年初，地質學家雷爾(Charles Lyell)向達爾文提及華萊士的文章，提醒他可能有對手出現。居住在加爾各答的英國博物學家布里斯(Edward Blyth)也寫信向達爾文，「我認為華萊士思維清晰，根據他的理論，好幾種動物的分支後來都發展為物種」。一八五六年五月，達爾文開始寫作長久計畫的長篇作品，打算命名為「物競天擇」，他開始與華萊士聯絡，提到雷爾與布里斯讓他注意到華萊士的研究，覺得這些內容未獲重視很可惜，他在信中表示，「多數博物學家並不關心物種描述以外的事」，而且達爾文也同意華萊士的研究結論，此事讓他十分意外，自己竟與科學界明星直接通信。

華萊士所提出的法則只是半個演化論，一八五八年二月，他在罹患瘧疾期間偶然發現另一半理論，他在閱讀經濟學家馬爾薩斯(Thomas Malthus)著作時，突然意識到適應良好的群體將逐漸取代適應不良者。他焦急地希望趕緊退燒，好讓他能「立刻在研究報告中提及此事」，報告名稱為〈變種可能永遠脫離原生種〉。他之後的舉動令人驚訝，並沒有研究報告直接送往期刊發表，反倒寄給達爾文，畢竟從沒有其他人對他的研究產生過興趣。

驚人的巧合
一八五八年六月(確切日期不明)，達爾文接到這份內容一針見血的手稿，而且與自己多數演化天擇論的觀點不謀而合。他在一八五八年六月十八日晚間寫信給雷爾，「我從未見過如此巧合，…若華萊士有我在一八四二年寫下的手稿，也不可能寫下比這個更好的摘要！」

部分研究華萊士的學者認為，達爾文可能提早幾個禮拜便收到華萊士的手稿，並利用這段期間修飾他的作品，但是過去二十年的文獻記錄也證明，達爾文的演化論是逐步發展而成，有些人指控他剽竊華萊士的趨異演化概念，不過他對此早有清楚的想法，華萊士並未提出任何達爾文未知的內容。

文獻發表在十九世紀科學界的重要性與今日相仿，誰的手腳快便影響到學術生涯成敗。華萊士的文章早己準備發表，達爾文也認為，他應該己將文章送往他處，雷爾也認為華萊士是先行者，達爾文也覺得應該讓華萊士獲此榮耀，但雷爾與胡克則建議達爾文，不該放棄做為學術理論創始人的地位，認為應該還有斡旋空間。

這個斡旋空間也改變此後歷史學家的看法，胡克與雷爾提議改為共同發表，讓兩人能共享榮耀。雖然惴惴不安，達爾文仍舊挑選部分內容寄給兩人，證明自己較早發現這項理論。雷爾與胡克趕忙將達爾文及華萊士的文章送交林恩學會，該學會由於適逢前主席植物學家布朗(Robert Brown)過世，特別調整延後季末特別會議的日期。人們常說這是兩人共同發表演化論，但其實是兩人各自在文章中闡述相同概念。就在一百五十年前的七月一日，雷爾與胡克將〈變種可能永遠脫離原生種〉和〈變種永存與物種天擇〉兩篇文章送抵林恩學會。

兩位作者均未出席，達爾文因么兒在兩天前因猩紅熱夭折而哀痛不己，華萊士則在紐幾內亞現今名為馬羅考基的地區身染重病。

華萊士後來得知消息，立即寫信給達爾文等人表示完全贊同這項安排。他在給母親的信中寫道，「我接到達爾文先生與胡克博士來信，他們是英國兩位重要博物學家，我備感榮幸，我寄了一篇文章給達爾文，主題與他正撰寫的重要作品相符，他將文章讓胡克博士與雷爾爵士看，兩人覺得很重要，所以立刻展閱，之後送至林恩學會，這使我確信回國之後，一定會與這些要人見面並得到協助…」

華萊士終於因此獲得學界肯定，雖然過為崎嶇，終於從「熱情的甲蟲獵人」變成學界傑出人士。縱然兩人的學術道路後來分歧，但這種共享的精神仍然不變。

兩篇文章在林恩學會一八五八年八月的期刊中發表，當時華萊士正旅行至印尼摩鹿加群島的提納達，達爾文則正在撰寫《物種原始》一書。和一般故事不同的是，許多人都同意兩篇文章的重要性；與胡克及達爾文熟識的美國植物學家葛雷(Asa Gray)便在文章中指出，演化論對解釋植物分布模式極有價值，劍橋大學的年輕鳥類學家紐頓(Alfred Newton)徹夜閱讀他們的著作；不過林恩學會主席貝爾(Thomas Bell)卻因為在一八五八年年度回顧寫下一段話，讓他在歷史裡增添一筆負面記錄，他表示：「今年己結束，但卻沒有任何能震撼某個學科的新發現誕生。」

一門新科學
後來是由《物種原始》這本書掀起革命，華萊士一年後拿到這本書也之著迷，他寫給朋友斯克(George Silk)的信中提到，「達爾文先生讓世界看見一門新科學」，還說，「他的名字將超越古今任何哲學家，獲得世人最高的景仰！」

為何如此心胸開闊又具備遠見的人，後來卻不受大眾注目，而那些厭倦達爾文熱潮的人，也仍對華萊士大感興趣？

在研究華萊士對演化論的角色時，還有幾個人也應該一併提及。過去二十年間，外界逐漸意識到達爾文發現演化論的故事還有其他細節，也不是達爾文獨力發現一切，很多人認為這項理論是循序漸進而成，其中包括拉馬克(Jean-Baptiste Lamarck)、史賓塞(Herbert Spencer)等知名人士，還有許多沒沒無聞者所提出的理論也同等重要。紀念華萊士一方面是肯定演化論的重要性，但也不免讓人好奇，為何達爾文的名聲能如此平步青雲。

其中一個因素是科學界的結構。首見，學界與大眾都認為科學不斷在進步，而每一步都有一位先驅者，也就是先行者的全贏，後世之人不重視後至者。第二，科學理論的重大改變不只是新概念形成，流通與討論同等重要。達爾文的著作出版後不久，在評論與文章裡開始出現「達爾文主義」一詞，也迅速帶動一股知識界的運動，開始研究其他人的作品，如史賓塞、錢柏斯、赫胥黎(Thomas Henry Huxley)、海克爾以及華萊士。而達爾文與他的《物種原始》也成為許多激進理念高舉的標誌。

華萊士或許影響了自己日後的發展，例如他將自己的一本重要著作命名為《達爾文主義》。達爾文出版《物種原始》之後，均以鞏固這項理論為主要寫作方向，提供更多佐證；華萊士寫作主題分散，從莎士比亞的真實身分至鐵路勞工罷工兼而有之。達爾文的政治立場雖然明顥，但鮮少公開表態；反觀華萊士明顯是個社會主義者，並成土地國有化學會積極行動的會長，該組織深信土地私有是一切社會不公的根源。

在激進理念吸引之下，華萊士成為唯心論者，相信骨理學才是「真正的心智科學」，並堅持反對接種牛痘，這些態度均影響科學家對他的看法。有些華萊士的支持者認為，他其實是維多利亞時期階級制度的受害者，然而他的問題並不只是出身卑微，畢竟相當支持達爾文的赫胥黎出生於屠戶，依然成為英國重要科學家。

後來達爾文日益耀眼，華萊士則日趨黯淡，達爾文逝世時，社會主義作家艾維林(Edward Aveling)稱他為「英國科界第一人」，達爾文形同演化論的代名詞，更橫掃十九世紀的社會輿論。華萊士則從未得到達爾文般的名聲，雖然他過世後兩年，英國政府一九一五年揭幕了設於西敏寺牆上的紀念浮雕，但華萊士並未葬於西敏寺。他的住家亦未變為博物館，嘲諷演化論的文學或漫畫裡，也從未見過華萊士的身影；華萊士未曾如達爾文般，讓大眾注意到加拉巴哥島，社會沒有出版的手稿，也沒有保存他的圖書室。

未來在科學史的功過爭議上，華萊士與達爾文肯定將是少數的例外。

二十一世紀初開伊始，達爾文的地位依然崇高，任何關於演化論的討論都會提及達爾文，關於演化論的正反網站上也都有他，書籍、郵票、展覽、研討會、慶典、藝術作品裡也有達爾文，林恩學會於一八八一年委託藝術家科利勒(John Collier)繪出達爾文的肖像，並送交副本至國家肖像畫廊、皇家學會與達爾文博物館；而華萊士的畫像則遲至一九九八年才掛上林恩學會。

華萊士謙虛的同意這種差別待遇。在一八六九年一封書信中，他將達爾文比擬為統領所有細節的大將軍，而自喻為游擊隊，只在小戰役中發揮功能，「我衷心感謝達爾文在我之前研究演化論多年，沒有讓我一個人獨立嘗試與失敗，讓他完成如此偉大的的作品。」

回顧一百五十年前，達爾文胞兄艾拉默斯(Erasmus Darwin)也曾提及華萊士的雅量，他於一八七一年前寫信給達爾文的女兒漢莉塔(Henrietta Darwin)時便曾說過，「未來在科學史的功過爭議上，華萊士與達爾文肯定將是少數的例外。」

(本文為二○○八年六月二十六日《自然》雜誌專文，作者為華萊士著作選集評註主編的哈佛大學生物講座貝瑞(Andrew Berry)以及兩卷達爾文傳記作者的科學史教授布朗妮(Janet Browne))